論南宋高宗朝的科舉制度

Aug22

論南宋高宗朝的科舉制度

時間:2014/08/22 08:41 | 發布:歷史 | 分類:宋朝歷史

   南宋科舉制度是北宋科舉制度的繼續,高宗一朝的科舉猶為重要,它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基本上奠定了整個南宋科舉制度的基礎。從考試形式來看,主要是設置了類省試和流寓試,并隨著形勢的變化而對這兩種考試形式作了調整。從考試時間上來看,南宋初年由于受戰爭的影響,3年一開科場的制度被打亂,直到紹興十二年才重新走上了正軌,發解試、省試和殿試的時間也與北宋稍有不同;從考試內容上來看,最后確定了以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兩科取士,前者以考經義為主,后者以考詩賦為主。但高宗朝科舉制度的流弊比北宋更為嚴重,造成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高宗對科舉取士的放任自流,缺乏嚴格的監督機制;二是秦檜擅權,政治黑暗腐朽。

  關鍵詞:南宋 科舉 類省試 流寓試 科舉弊病
  南宋高宗朝的科舉制度,在兩宋科舉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它一方面基本上繼承了北宋以來的科舉條制,部分地發揮了科舉制度的歷史作用;另一方面,又在新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矛盾下,發生了某些變化,做出了某些改革,并一直影響到整個南宋社會。但是,這些改革和變化所發揮的作用并不明顯,而科舉的流弊卻十分突出,這是應該引以為訓的。
  北宋科舉制度概述
  科舉制度是一種以“投牒自進”為主要特點,以成績優劣為錄取與黜落的主要標準,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并定期赴試的選舉制度。唐代是科舉制度的初創期,還帶有以往察舉制度的種種流弊。入宋,經過自太祖朝至英宗朝一系列的改革以后,科舉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并最后走向大盛。
  第一,參加科舉的士人,沒有門第限制,凡是無“大逆人緦麻以上親”,本人非“不孝、不悌、隱匿(服喪)、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及“被廢疾者”,皆得什伍相保,于本貫投牒自進[1]。但如果“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2],如此,使宋代科舉的大門面向整個知識分子階層敞開,出身高低不再成為錄取與否的依據,這不僅為有宋一代廣泛搜羅到統治人才,擴大了統治基礎,而且對思想文化的發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第二,科舉考試由唐代的州縣發解試、禮部省試二級,發展為發解試、省試和殿試三級 ①。殿試的實行,意味著新進士已成了天子門生,從而進一步摧毀了座主、門生關系的殘余,防止了科舉朋黨的出現,使皇帝收回了取士大權,其政治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第三,實行了考官子弟、親屬、門客的別頭試,有官人的鎖廳試,考官的鎖宿制度,試卷的封彌、謄錄制度,以及禁止挾帶、替身、燃燭夜試等一系列防弊措施以后,最后消滅了察舉制度的殘余,實現了“一切以程文為取留”的原則。
  第四,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起,改原來每年一次或數年一次科舉考試為3年一開科場,并形成制度。其具體安排為:每值科舉之年的3月,下科詔表示開科取士之意。當年8月5日舉行發解試鎖院,因路途遙遠,福建用7月,川、廣用6月。每個州郡的解額有定數,少的數名,多的十數名至數十名不等;來年春天正月,舉行省試,進士科錄取者稱奏名進士。三月,舉行殿試 ②,自仁宗嘉祐二年(1057)起,奏名進士在殿試中“始盡賜出身”;到哲宗初年,“至于雜犯亦免黜落”[3]。宋初取士名額甚少,至太宗朝始大幅度增加,每舉達數百名乃至近千名。除進士科外,另設明經、諸科,但這些科目及第者的升遷速度和政治待遇遠不及進士出身之人。
  第五,發解試和省試都分三場舉行:第一場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第二場試策五首;第三場試帖經、墨義若干條。每天各一場。殿試試詩、賦、論三題,當天考畢。但是,這些都是神宗朝以前的情況。煕寧變法時,對科舉制度也進行了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內容:一是廢除明經、諸科,獨存進士科;二是廢除詩賦、帖經和墨義考試,進士科主要以經義取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兼經義,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策三道。殿試則由試三題改為試策一道。煕寧變法失敗后,新法基本上遭到廢止,只有科舉改革的部分成果尚得以保留。此后,保守派與變法派對科舉制度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是考經義還是考詩賦上。元祐年間(1086——1093)保守派上臺執政,始則在發解試和省試中減少了考經義的內容,增加了考詩賦的內容。繼則分進士為經義兼詩賦進士、經義進士兩科。其中,經義兼詩賦進士: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試詩、賦各一首;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策二道。經義進士: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第三、四場同經義兼詩賦進士。[4]紹圣元年(1094),變法派再次上臺執政,下詔:進士罷詩賦,專治經術。第一場試大經義三、《論語》義一道;第二場試中經文三道、《孟子》義一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子史時務策二道。
  此外,北宋政府為網羅士人,使他們皓首窮經而不能自拔,還有“特奏名”之設。特奏名又稱恩科,指舉人應省試或殿試多次不第,到一定年齡和舉數,遇殿試時,許由禮部貢院別立名冊奏上,參加附試,根據成績高低,分別賜出身并授與選人或通仕、登仕、將仕郎等未入流官。煕寧四年(1071),在改革科舉的同時,為了“一道德”的需要,立太學三舍法,將太學生分為上舍、內舍、外舍三等。初入學為外舍;經過考試,成績合格者由外舍升入內舍;內舍生成績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生成績優良者可以直接授官或參加省、殿試。為此,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建立州縣學,企圖逐步以學校升貢來代替科舉考試。后來,這一目的雖然沒有達到, 但太學三舍法依然被保持下來,并不斷得到完善。
  高宗朝科舉制度的變化
  進入南宋以后,科舉基本上因襲了北宋的制度,但是由于受戰爭環境的影響和政治氛圍的不同,也做出了一些改革,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類省試的出現——自徽宗宣和五年(1123)開科場以來,按以往科舉制度3年一試的規定,靖康元年(1126)當為開科之年。可是,這時正屬“靖康之變”之際,欽宗自身難保,對科舉已無遑顧及。建炎元年(1127),南宋建立,在金兵的追擊下,宋室南遷,國事維艱,駐蹕之地無定,科舉取士依舊不能按時舉行。高宗為了維系士心,同時也為了表明自己的正統地位,勉強在揚州立足以后,遂于當年十二月初一日下詔諸路,開科取士,詔書謂:“諸道進士赴京省試,今春兵革,已展一年。國家急于取士,已降指揮,來年正月鎖院。緣巡幸非久居,盜賊未息滅,道路梗阻,士人赴試非便,可將省試合取分數下諸路,令提刑司差官(于)轉運司所在州類試。三省措置省試合放人額,紐計正解、免解,轉運司正解并袞同,合以一十四人取一名,余分不及一十四人亦取一名。不終場者不計。內河東路合赴試人,令附京西路轉運司所在試。國子監、開封府合就試人,于開封府。諸路合就試人,于轉運司置司州軍類試。內國子監合赴試人,如在外路州軍,愿就本路試者聽。其國子監、開封府人令留守司,諸路令提刑司,依貢舉法選差試官六員,兩路者各差三員。內開封府令留守司差御史臺官一員,諸路令提刑司臨時實封移牒轉運使副或判官一員監試,不得干預考校。如有合避親之人,專委官依公考校,所避之官不得干預。合避非本路提刑者,依本路監司法,前期牒鄰路;合避試官者,封彌官暗記送別位。應逐場試卷,不得止送一位考校。仍令監試官專切覺察。”[5]
  根據這道詔書,南宋諸路于建炎二年春天由提刑司負責舉行類省試。各地類省試合格的正奏名進士,于8月23日在揚州參加殿試。是舉共取進士李易以下451名。尚有103名正奏名進士“以兵興道梗”,“赴殿試不及”,并賜同進士出身。[6]此外,又取特奏名進士張鴻舉以下若干名。
  紹興元年(1131),又值省試之年,以同樣原因,于二月下詔,舉行第二次類省試。類省試畢,本要舉行殿試,因為在時間上與明堂大禮相沖突,才延至翌年三月在臨安府舉行。是舉共取正奏名進士張九成以下379名和特奏名進士若干名。類省試行之才二舉,就暴露出了許多弊病,士人多訴其不公,主要是提刑司在選差試官時選非其人,加之缺乏監督,試官營私舞弊的情況十分嚴重。紹興三年十月,隨著抗金形勢的稍有好轉,加之“盜賊屏息,道路已通”,遂應臣僚奏請,“詔今后省試并赴行在”[7],罷諸路類省試。
  紹興四年,正屬開科之年,6月12日,詔依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與義奏請,“川、陜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復令類試”,并“詔川、陜合赴省試舉人,令宣撫司于置司州置試院,選差有出身、清強、見任轉運使副或提點刑獄官充監試,于逐路見任京朝官內,選有出身、曾任館學或有文學官充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校,杜絕請托不公之弊”[8],這樣便使四川、陜西的類省試依然得以保留。自紹興七年后,川、陜類省試改由制置司主持,在其所在州置試院類試。紹興九年,朝廷考慮到“陜西舉人久蹈北境,理宜優異,非四川比”,因此,同樣是類省試,對川、陜舉人采取“別號取放”[9]之法,以行照顧。二十七年五月,有臣僚提出:類省試弊端甚多,“議罷之,悉令赴南省”。事下國子監討論,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奏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請選差清強有才行的官員一人,以行監試之職,“仍令監司、守倅賓客子弟力可行者赴省,余不在遣中”[10]。從此成為制度。
  為牢籠川、陜士人,類省試在錄取名額和所授甲第方面也給予一定優待。紹興以來,禮部貢院和諸路類省試皆以14人取一名,到孝宗隆興元年(1163),因免解人數增加,禮部貢院改為17人取一名,“自后遂為定例”,“惟四川類試仍舊”。到淳煕十年(1183),川、陜類省試雖增加到“以一十六人取一名”[11],但仍較禮部貢院為優。當時所取之奏名進士,往往由于各種原因不參加在臨安府舉行的殿試,對于這些人的甲第,紹興五年(1135)十一月曾經下詔作了規定:“過省第一人,特賜進士及第,與依行在殿試第三人恩例,余并賜同進士出身。”可是,類省試中獲得高第之人“慮御試卻致低甲,往往在路遷延,不肯前來趁試”。十八年八月,詔依禮部奏請:“將四川類試合格人,第一等賜進士出身,余并賜同進士出身。今后依此。”[12]也就是壓低了不赴殿試者所授的甲第,“自是無有不赴御試者”[13]。應該說,川、陜類省試的實行,對搜羅川、陜人才,牢籠當地士心,起著一定的作用,南宋末年四川軍民與蒙元軍隊的浴血奮戰,不能不說與一百多年來類省試的涵養有關。
  流寓試的設置與廢止——北宋科舉,每個州郡的解額多少都有嚴格規定,由于參加科舉的士人多而解額少,故科場競爭十分激烈,往往數十人甚至上百人中才能有一名解額。為防止外地士人擠占本地士人解額而產生糾紛,也為了易于了解本貫士人的品行和喪服情況,不使權勢子弟有投機鉆營的機會,因此要求士人必須于本貫取解,嚴禁冒籍寄應。但是,北方淪陷以后,以河南、山東為主,兼及山西、河北、陜西、淮北地區的居民,大批南遷,定居于秦嶺、淮河以南的地區,使他們中的許多士人失去了于本貫取解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會。為此,高宗于建炎四年(1130)五月應都官員外郎侯延慶之請,下詔對北方移民就近參加發解試做出了規定,其謂:“京畿、京東、京西、河北、陜西、淮南路士人,許于流寓所在州軍,各召本貫或本路及鄰路文官兩員結除名罪保識,每員所保不得過二人。仍批書印紙,聽附本州軍進士試,別為號,以終場二十人解一名,余分或不及二十人處亦解一名。不及五人,附鄰州試。”[14]這道詔書成了南宋設置流寓試之濫觴。
  紹興六年六月,下詔放寬流寓舉人的解額:“每十五人解一名,余分或不及十五人,亦許解一名。不及五人處,預牒本路轉運司類聚附試。仍召文臣二員委保,不得過三人。”[15]其解額較當時一般州郡20人乃至更多人取解一名為優。這對北方士人多少是一種安慰和鼓勵,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北方百姓移民南宋。到紹興二十六年,自靖康以來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已平息有年,為此,朝廷下詔,凡定居已滿7年的北方移茫暌豢瞥。視媒衲昝魈么罄瘢髂昕迫∈浚竽曄敵惺 ⒌釷浴!骯室癲褂氳塹諶送群蟮講浚謐⑹諼悖釧舅攴巖轡尷嚳痢薄?墑牽芐聳曇仁譴蟊戎輳種敵忻魈么罄瘢慫嵋榭瞥 案掛荒輳虼罄瘛⒖瞥 ⑹〉釷越緣萌綣胖啤保?7]。經禮部討論后,同意廖剛所奏,于是將發解試之年和省、殿試之年,相應推遲到紹興十一年、十二年。此后,3年一次科舉,再也沒有間斷。
  發解試和省、殿試的時間,在高宗朝也幾經變化。紹興十三年八月,詔以福建、兩廣離臨安府不遠,并令在八月初五日鎖院。由于其他諸路引試日在八月何日各不相同,“由是舉人多冒貫而再試于他州,或妄引親賢而再試于別路,至有一身而兩預薦焉”。為了改變這一弊端,二十四年正月,下詔太學及諸路,“并以中秋日引試”[18]。惟四川因路遠,為使那里的得解士人早日參加類省試,所錄取的奏名進士能趕上殿試,將發解試的時間提早到三月初五日鎖院,十五日引試。省試時間,定為正月二十五日鎖院,二月初一日引試。川陜類省試則提前于殿試前一年之八月鎖院、引試。不過,高宗朝以后,為等候姍姍來遲的川陜類省試奏名進士,殿試時間常有大幅度的推遲。
  考試內容的變化——高宗朝進士科考試的內容,也幾經變化。建炎二年五月,詔:“后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不過,詩賦進士不再兼經義:第一場詩、賦各一首;第二場論一首;第三場策三道。經義進士:第一場本經義三道,(宋朝歷史 www.knwqdp.tw)《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三場同詩賦進士[19]。紹興十三年,曾一度將經義、詩賦合并為一科。十五年,再分兩科,“于是學者兢習詞賦,經學浸微”。后來高宗擔心:“恐數年之后,經學遂廢。”二十七年,又將兩科并為一科。三十一年,有臣僚以為:“老成經術之蜀,許落籍當地,用居住地戶貫取應,籍貫則仍可填北方原籍,以紹興二十三年諸州土著解額和流寓試解額之總和作為該州的固定解額,“若已后發解就試人多,不得過紹興二十六年所取之數。仍立為定制”[16]。至此,流寓試宣告廢止,南宋各州的固定解額也得以確立。
  開科和考試時間的變化——南宋建炎、紹興間,3年一開科場的規定因戰亂而遭到破壞,情況一如前述,至紹興十二年以后,才再次走上正軌。紹興九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廖剛奏稱:自英宗治平以來浚肯按欽攏緩仙桑敫捶摯迫∈俊!庇謔歉捶治場⒕辶嬌疲∷閱諶萃ㄑ錐輳?0]。從此成為永制。
  高宗朝科舉制度的流弊
  在封建社會里,科舉制度與以往任何選舉制度相比,都要進步得多,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它畢竟受到歷史的局限,存在著諸多弊病:主要是考試內容偏狹,無論是詩賦還是經義,用處不大,不足以選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另外,僅憑考試成績高低取士,很難貫徹德才兼備的選舉要求,這就為主張恢復察舉制度的人找到了口實。不過,后面這個弊病,幾乎是任何選舉制度都無法解決的問題,故對科舉似乎也不必過于苛求。
  科舉制度作為封建社會的掄才大典,其實施成效如何,與吏治好壞密不可分,人們幾乎可以將它看作是顯示政治清明與否的一個晴雨表。北宋前期,政治相對比較清明,科場弊端出現較少。至徽宗朝時,蔡京當政,政治腐敗,科場弊端也就越來越嚴重。建炎二年(1128)九月,高宗即位后的第一次殿試畢,御藥院按慣例將前十名卷子奏上,請高宗定奪。但對科舉制度一竅不通的高宗,為了表明自己的“大公無私”,竟然不同意這樣做,他說:“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21]科舉制度一旦失去皇權的監督,便為權臣操縱科舉大開了方便之門,慢慢地變得不可收拾,特別是紹興八年(1138)秦檜入朝為相并長期擅權以后,每逢開科取士,秦檜及其黨羽便上下勾結,肆意踐踏考場規則,以個人愛憎取舍士子,終于使科舉百弊叢生,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個流弊是場屋內外徇私舞弊活動十分嚴重,一切防弊措施往往形同虛設。紹興十八年二月五日,據禮部奏稱:“省試系是遴選實才。訪聞就試舉人內,有勢力之家,多輸賄賂,計囑應試人換卷,代筆起草,并書真卷。或冒名就試,或假手程文,自外傳入,就納卷處謄寫。宜嚴行禁止,依條許人并就試舉人告捉,委的實犯人,從貢院先送所司,申朝廷重作施行。告獲人優與推賞。”次舉,上述換卷、代筆等弊端不僅沒有得到糾正,反而屢演屢烈。二十一年二月,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言:“前次省闈就試之士,或有憑藉多貲,密相賄結,傳義、代筆,預為宴會期約。凡六七人共撰一名程文,立為高價,至數千緡。今年省試,望明賜戒敕,犯者必行(遣)。許同試舉人陳告,取旨免省。”[22]這種明目張膽的舞弊行為,即使是在政治黑暗的北宋晚期也難得一見,可見當時場屋弊端之嚴重,故時人以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23]但是,更為可怕的是,盡管有官員對這些舞弊行為作了揭露,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防范,究其原因,主要是作為宰相的秦檜正帶頭破壞科舉的條制所致。按北宋初期,凡屬權要子弟參加科舉,規定須由“禮部具析以聞,當令覆試”[24],合格后才能登第。殿試制度實行后,這類覆試雖被取消,但真宗咸平三年(1000)三月下詔,命“貢院所試及格舉人內,有權要親族者,具名以聞”[25],目的顯然是為了對他們可能出現的徇私舞弊活動嚴加防范。因此,北宋前期許多大臣子弟為避嫌,往往不敢參加科舉考試。可是,秦檜養子秦熺和孫秦塤兩人在紹興十二年和二十四年的殿試中,卻先后被御試官定為第一人。特別是紹興二十四年的科舉,對于秦塤不正常的高科中選,實際上高宗也有所察覺,他在秦檜死后的次年對近臣說:“秦塤中甲科,所對策敘事皆檜、熺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于是下詔禮部詔貢院:“遵依咸平三年三月詔旨,所試合格舉人內,有權要親族者具名以聞。”[26]從而恢復了北宋舊制,但對其他弊端,仍然不予關注。
  高宗朝科舉制度的第二個流弊是舉人程文,詞藻華麗,萎靡不振,言之空洞無物,錄取與否與當權者的學術傾向和個人愛好有著很大關系。紹興五年六月,御史臺主簿閭丘昕言:“崇、觀、宣、政以來,士不以心明經,而以經明經,發為文辭,類皆骫骳。今四方多士群試于大宗伯,詎可復取無用空言。伏望訓飭有司,商榷去取,毋以摛繪章句為工,而以淵源學問為尚。或事關教化,有益治體者,不以切直為嫌;或言無根抵,肆為蔓衍者,不在采錄之數。庶幾網羅得人,可備他時器使。”朝廷接受閭丘昕的建議,令禮部貢院出榜曉諭,并下詔道:“應省試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并出自己意,文理優長,并為合格。行下省試院照應及出榜曉諭。”[27]但是,事實證明,這道詔書只是具文,在后來的科舉考試中根本沒有得到執行。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秘書省正字葉謙亨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祐王安石,稍涉程學者,至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去其不合于孔孟者,皆可以為學矣,又何拘乎?愿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以一家之說,而求至當之論。”因為趙鼎推崇程學,在他當政時,凡試卷與程頤程顥之學不合者,皆遭黜落;而秦檜陰佑王學,在他擅權時,凡試卷稍涉二程之學者,又全被擯棄。此時的高宗,對于葉謙亨的奏議表示同感,他宣諭曰:“趙鼎主程頤,秦檜尚王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是。”于是可其奏。[28]但不料這仍舊是一道空文。此后上臺的宰執,為了表明自己與秦檜的不同,一反“陰佑”王學的做法,在科場上又出現了崇程貶王的傾向。自此,在科舉制度這根碩大無比的指揮棒指揮下,二程之學得到迅速發展,獨占場屋,舉人的程文更加僵化,并由此培養了大批理學官僚及其信徒,從而為理學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學術和政治上的基礎。而王安石及其學說,卻因先后受到兩個權奸的牽連而倒了霉:在紹興初年,因為受到蔡京、王黼等假變法派的牽連,使王安石的政治主張被徹底否定;到紹興后期,又由于受到秦檜表面上推崇王學的牽連,使王安石的學術思想也被徹底擯棄。這種“厄運”,恐怕對生活于半個多世紀前的王安石來說,是始料未及的。加之,由于以理學說教程文的試卷,大多空洞而千篇一律,故難以分辨其優劣。為此,從考宗朝起,對試卷程文的格式更加嚴格,稍越雷池,即遭黜落,從而使北宋后期開始出現的八股文傾向又加深了一步。
  綜上所述,南宋科舉制度是北宋科舉制度的繼續,它依然發揮著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作用,遂使一大批著名的儒家學者、政治家、文學家、科學家乃至民族英雄由此途脫穎而出,并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南宋政局,這是應該加以肯定的。進入高宗朝以后,雖然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對科舉制度作了某些改革,出現了某些變化,但由于秦檜擅權,政治腐敗,因而不僅不能糾正北宋末年以來的科場弊端,情況反而顯得更加嚴重,這對高宗朝以后的科舉制度也帶來了惡劣影響,使科舉制的積極作用受到了更大的傷害。
  注釋:
  ①唐代后期,只是偶爾有殿試出現,北宋自開寶六年(973)實行殿試后,才正式形成制度,并為元、明、清三代所仿效。
  ②由于特殊原因,偶爾也有二月省試,四月殿試的情況出現。元符三年正月哲宗病死,當年省、殿試就分別展至二、四月舉行,即為一例。
  參考文獻:
  [1]宋史。(卷一五五);選舉一;宋會要輯稿。 選舉一四之一四
  [2]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四之一五至一六
  [3]蘇軾。蘇軾全集(卷五五)。轉對條上三事狀
  [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七)。元祐二年十一月庚申條
  [5]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一七至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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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系年要錄。(卷六九)。紹興三年十月戊申條
  [8]系年要錄。(卷七七)。紹興四年六月壬辰條
  [9]宋史。(卷一五六)。選舉二
  [10]系年要錄。(卷一七七)。紹興二十七年五月乙亥條
  [11]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五
  [12]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之一六至一七
  [13]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三)。四川類省試榜首恩數隆殺
  [14]宋會要輯稿。一六之二
  [15]宋會要輯稿。一六之五
  [16]宋會要輯稿。四之四一、一六之九
  [17]系年要錄。(卷一三三)。紹興九年十二月己酉條
  [18]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三)諸路同日解試
  [19]系年要錄。(卷一五)建炎二年五月丙戌條;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二一
  [20]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三)四科;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三四
  [21]系年要錄。(卷一五)。建炎二年九月庚寅條
  [22]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二八至二九
  [23]中興小紀。(卷二八)。紹興年十年九月甲子條引。秀水閑居錄
  [2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開寶元年三月癸巳條
  [25]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七
  [26]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三○
  [27]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二五
  [28]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三○
  作者:何忠禮,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杭州:3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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