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興文字獄:阻礙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大桎梏

Nov12
  清朝統治者為加強思想統治,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先后采取了許多措施,使用了各種手段。其中措施與手段之一,便是大興文字獄。清朝的文字獄肇于、漸 于康熙、烈于、間。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字獄的規模、內涵、背景不斷升級,酷烈程度也愈演愈烈,最后成為阻礙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大桎梏。

   順治朝文字獄雖然在數量規模上不能同后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比,處罰相對也不是太重,函可一案僅僅判了發配沈陽,函可還在此期間寫了本詩集。但是作為三 朝文字獄的先聲,順治朝文字獄不但在發生密度上大大超過了從前的封建王朝,其打擊的對象、打擊內容、打擊方式大致確定,同樣是打擊漢族知識分子、打擊漢族 的民族思想、并通過國家暴力機構來配合完成這一任務。譬如“毛重倬案件”,只因為作者沒有用順治年號就被看成是目無本朝而遭到清算。正是有順治朝的熱身, 使得滿人從對文字獄沒有什么概念到逐漸熟悉文字獄,并利用其作為一種民族壓迫的工具。也為后來100多年的文字獄打下了基礎。

  到了康 熙朝,在順治朝處理文字獄的基礎上,滿清的官僚逐漸掌握了對付不愿與之合流的漢人,尤其是漢朝知識分子的方法。但是這個階段來說手段還不是特別老練,不比 后朝連興150件文字獄那樣老辣從容。譬如《續金瓶梅集》案,說作者反清,其實跡象明顯,只因為作者在書名上作了改動,又結交了官府很快就被放了出來。 《嶙云集詩》案更是只因為選錄詩家太多無法查出就不了了之。比之乾隆朝的因一句話而定罪殺人來說,康熙朝的文字獄還算是比較寬容的。

   康熙親政以前鰲拜掌權的時候,就有所謂“明史案”,不僅作者、資助者被殺被放,連印刷刻字的工人,只要是書上列上名字的人都被株連到,整個,刻字工匠 不敢將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雕之版上,可見其影響多么劇烈。康熙殺掉鰲拜之后,文字獄卻繼續在搞,《南山集》案是其中的典型,前后被殺百余人,許多漢族文化精 英受到迫害,名儒孫奇逢、顧炎武都被牽連到。

  康熙朝還殺技術型知識分子,本來這些人于政治上沒有危險,但是還是遭到文字獄的橫禍。譬 如名醫朱方旦,就是因為提出人的神經中樞是腦而不是心這點現在看來的常識,而被殺害。康熙自吹自擂精通西學,由此看來這個人頂多就是個成績良好的好學生, 但僅此而已。就這件事上看出,對于現代科技康熙還是個門外漢。另外,有人對評書的說唱形式作了點改進,也被殺了頭,這兩件事情充分反映了清朝對于文化科技 的扼殺。

  接下來到了雍正朝,文字獄搞得更加慘烈。雍正朝13年,在案的文字獄就達到20多起,數量雖然沒超過乾隆,但是密度卻也是僅 次于乾隆。而且多為大案、重案動輒牽連百數,而且比之康熙朝,連清朝自己任命的官員也開始遭文字之禍。像查嗣庭案、曾靜案,都是禍連百口、轟動全國的大 案。而且案件不再像康熙順治那樣點到為止。雍正幾乎已經把刑獄發展成了一門“藝術”。有的案件一查再查不斷擴大,不斷株連,譬如查嗣庭案,原來只是發配, 后來查抄日記查出怨望之詞,再后擴大株連,最后搞得整個海寧雞飛狗跳,人人自危。

  有的案件舊案生新案:譬如謝濟世案,原來只發配阿爾 泰,后來這個人在貶所還寫詩寫文,被派來監視的軍將發現,一狀告到北京,又被申斥,后來乾隆朝的時候又起風波,好在這個人人緣好,好幾次都大難不死。有的 案件大案生小案:譬如年庚堯案后來又牽連出汪景祺案、錢名世案。曾靜案牽連出范時杰案。有的案件小案生大案:譬如查嗣庭案牽連出隆科多案件。年庚堯筆誤案 最后牽連出其謀反的案子。

  雍正還借題發揮,利用案件,如突發奇想地送給錢名世一塊“名教罪人”的匾額,讓他自己掛在自家堂上,還讓他 自己出錢出版京官譏辱他的詩集,還發到各級機關學校來做為反面教材。看起來好像是鬧劇,其實雍正發展了所謂“誅心論”的文字獄理論,通過文字獄掌握大量的 辦案“技巧”,把話語權充分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乾隆朝,文字獄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執政63年,文字獄130多件,不但把科舉考試弄得烏煙瘴氣,把民間的書籍幾乎燒得干干凈凈,把中國人的思想境界弄得非常低,沒有一點自由的空氣。

   江南名儒沈德潛,是乾隆朝五大詞人之一,中舉后十年之間就入值軍機。他退休以后還贈封了太子少保,從一品官職。可以說是榮耀已極,似乎無以復加了。但是 就是在這個太子少太保死后不到一年,就因為查出他的詩集里有幾篇他給乾隆皇帝當槍手寫的詩,還有若干牽強附會的“反詩”而遭到清算。

   像沈德潛這樣的寵臣尚且如此,其他官僚和百姓就更是在劫難逃,哪怕是人發瘋狂言也遭到殺戮,乾隆一朝所殺瘋人妄語的案件就有六起。平常人治罪更是捕風捉 影。尤其是牽連到民族問題則更加是雪上加霜。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就被治罪。小吏徐述夔一句“且把壺兒擱半邊”,乾隆說他是借壺指胡,就是 滿族,因此就治了罪。還有一位叫王錫侯的也很倒霉,他出于好心,認為康熙字典存在一些不足,花費17年心血編寫出《字貫》,按理是對國家的一項貢獻,可是 乾隆得知后,居然將王錫侯立刻處死,還把《字貫》徹底禁毀。

  由于大興文字獄,文人學士不僅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即使是詩文奏章中 有一言一句的疏失,也有遭致殺身滅族慘禍的可能,這就使得他們放棄了與現實關系較為密切的義理經濟方面的探討,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 摘句,逃避現實。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受到了朝廷的歡迎和鼓勵。因為封建統治階級竭力想培養思想錮蔽、眼光狹隘的馴服奴才以鞏固它們的反動專制統治。古籍 的考據,不僅不會背離封建統治階級的理論準則和最高利益,而且它還將成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學的輔助和補充。乾隆皇帝即位后,大力提倡經學的考據。在朝廷的 鼓勵下,一些達官貴人如阮元、畢沅等,也出面倡導經學。這樣上行下效,在學術領域中出現了家談許鄭、人說賈馬(許慎、鄭玄、賈逵、馬融,都是漢朝著名經學 注疏家、語言文字學家),考據學大盛。以上內容由歷史新知網整理發布(www.knwqdp.tw)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部分內容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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