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豪強士族概述

Nov09

秦漢時期豪強士族概述

時間:2018/11/09 13:35 | 發布:歷史 | 分類:漢朝歷史
  豪強士族是統治階層的又一來源,是地方鄉里社會的實力人物。作為編戶齊民的組成之一,豪強士族具有雙重屬性:當國家實力充裕、控馭力強大時,朝廷可以嚴厲打擊、鎮壓豪強,使其匍匐于國家威權之下;在朝廷威望益損,或侵害豪強士族利益時,豪強士族會成為朝廷或官府的對抗勢力。豪強、士族的這種雙重屬性,源于其在鄉里社會中的影響。秦漢雖為“小家庭制”,一家約四五口人;但聚族而居的傳統,即便是在郡縣時代,依然強烈的延續著,故有聚族而居、族墓相連、生業相承之特征。邢義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種族社會的延續》,載《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第八卷《家族與社會》,第88~121頁。這就為豪強、士族在鄉里社會發揮影響提供了土壤。就實質而言,豪強、士族是一個“族”的“共同體”。確切地說,是以個體家庭(編戶齊民)為基礎,以血緣、婚姻等因素為聯系,在現實政治、社會或經濟層面或多或少成為一體。以血緣聯系的,親者為家族,疏者為宗族;以婚姻聯系的,有母族、妻族之分。秦漢時代的豪強、士族,多數情況下是指家族或宗族。豪強、士族很難截然區分,但并非說兩者無別:一般社會經濟基礎上的共同點無法掩蓋彼此在文化上的差異。

  豪強,在秦漢時有多種稱謂,如豪族、大族,又如著姓、大姓。一般來說,豪強的成分較復雜,有的是強宗大族的族長或頭面人物,如濟南的氏;有的是被廢黜或辭官居家的官吏,如酷吏寧成因罪受刑后,返歸故里,經營陂田千余頃,役使數千家,其威望、影響甚至重于郡守;有的是擁有官僚、貴族等權貴背景。秦及漢初的豪強,主要來源于六國舊貴族、豪杰兼并之家。為控制六國舊貴族等豪強勢力,秦及漢初主要強制其遷徙至咸陽、長安或南陽、巴蜀等地,使他們脫離鄉里,削減其政治、經濟影響力。景帝以來,重用酷吏,嚴酷打擊豪強及富室勢力。比如,濟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任用酷吏郅都為濟南郡守,郅都至濟南而誅氏首惡,氏族人“余皆股栗”;又如,武帝任命酷吏王溫舒為河內太守,他捕殺郡中豪猾、連坐千余家,并上書朝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以至郡內“流血十余里”。西漢后期,漢政府對待豪強的政策改變,很少遷徙豪強、富室于京師或諸陵縣。此時的豪強大姓,向“士族”轉化已成趨勢。

  與豪族不同的是,士族的興起稍晚。士在西周時是封建貴族的最底層,春秋以降社會各階層的流動加劇,士成為貴族、平民下降上升的匯聚之所,秦漢之際士人數量少且不受重視,此時的“士”實際同于戰國時的單身“游士”。西漢末,士人已不再是無恒產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社會基礎的“士大夫”。當士人背后已隨附了整個宗族時,士與宗族的結合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的“士族”。這種局面的出現,與武帝尊儒術、置博士弟子、興太學及郡國學有莫大關系。當士人數量激增、政治地位也漸提升時,士人的宗族逐漸發展且彼此間的關系日深,“士族化”趨勢日漸明顯。

  所謂“士族化”,既指舊社會勢力向官僚士族轉化,也指新社會勢力透過入仕途徑而形成。在公、私學校發達、讀書又為利祿之階的情況下,一般原有的強宗大族令子弟讀書,轉變為“士族”。比如,蕭望之家世代以田產為業,至望之時方好學,治《齊詩》,從大儒夏侯勝問學《論語》、《禮服》,這是普通強宗大族轉變為士族的典型;成帝時的丞相張禹,因受學而仕途平坦,富貴時多買田至四百余頃,這是政治得勢后擴張家族財勢的事例。當然,士族發展的這兩方面多數情況下是互為因果的社會循環。文化在士族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愈發明顯,“有些雄張鄉里的豪強,地位難以持久,更難得入于士流。反之,讀書人出自寒微者,卻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發展家族勢力,以至于躋身士流,為世望族。”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頁。

  西漢末葉,士族成為豪強或大族的主要形態。在士族的產生及發展過程中,為家族治產業是重要物質基礎。利用政治上的地位發展家族勢力,像張禹那樣,侵害到一般百姓利益之事時有發生。所以,士族在發展過程中也有黑暗的一面。哀帝時,鮑宣上書時說,豪強大姓蠶食侵奪無度,是百姓“七亡”原因之一:群臣中的尊貴之官,不知體恤、教化百姓,“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奸利而已”(《漢書·鮑宣傳》)!

  士族發展過程中,政治影響力也漸顯現。之所以在西漢末崛起,贏得士人、宗族擁戴是重要原因;其衰亡,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士族大姓之背離有關。他進行的王田、私屬改革,不利于一般士族大姓是很顯然的;隗囂等士族大姓起事反對王莽,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是王莽罪狀之一。兩漢之際,起事反對王莽者,除“綠林”、“赤眉”等饑民集團外,多數為強宗大姓,稱霸群雄者必有強宗大姓為支持。劉、劉秀兄弟起兵時,有宗室子弟七八千人;投奔或參與其中者,不僅有普通強宗大姓,而且還有不少士族。比如,游說光武起事的南陽李氏兄弟“世以貨殖著姓”(《后漢書·李通傳》),光武重臣寇恂也是“世為著姓”,所統率者“皆宗族昆弟”(《后漢書·寇恂傳》)。東漢政權的建立實際是以士族大姓為其社會基礎的。

  東漢建立初,光武帝要面對西漢中后期以來的土地兼并、人口蔭附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出現與豪強、士族勢力擴張有著密切關系。而且,兩漢之際士族大姓起兵者,多少都擁有一定的武裝力量,他們或聚眾自保,或稱雄于鄉土。這無疑是威脅統治的重要力量。為解決上述問題,建武十五年(39),光武帝推行“度田”政策。度田的目的,一是為了檢核州郡耕地及人口數量,增加賦稅收入;一是企圖對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解散豪強武裝。地方官吏畏懼豪強,多不能秉公執法,反借度田之名侵害貧苦民戶。當時官場還有“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的說法,這是因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制,不可為準”(《后漢書·劉隆傳》)。光武帝以度田不實為名,處死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歐陽歙、河南尹張及其他郡守十余人。度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豪強大族并未被根本削弱,土地兼仍然在繼續發展,東漢中后期更是愈演愈烈。

  表一:《后漢書》列傳傳主家庭背景表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78頁。按:本表據是書“《后漢書》中臣民列傳的家庭背景”改訂而成。

  傳主出身或家庭背景因政治活動而聞名的人物因文學成就或篤行而聞名的人物官員子孫88(35%)13(11%)名門望族48(19%)18(15%)社會地位低下或貧困者9(4%)12(10%)無紀錄可查者107(42%)77(64%)東漢豪強、士族發展的新趨勢,可以“世族”的普遍出現為標志。與西漢選舉所具有的開放性不同,東漢豪強、士族在選舉中漸占據優勢。據“《后漢書》列傳傳主家庭背景表”可知,《后漢書》252位正式立傳(或者因政治成就聞名而集體立傳)的人物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官員子孫;總人數中幾乎有五分之一出身于郡縣大姓或世代為官之家。從目前所見東漢孝廉家世背景來看,有一半以上來自仕宦之族,且大部分是累世高宦之門;從東漢初至順帝時,孝廉出自仕宦家族的愈來愈多,顯示士族壟斷地方察舉的情形有加無已邢義田:《東漢孝廉的身份背景》,載氏著:《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版,第191頁。按:所謂累世,是指家族仕宦最少三、四代以上,高宦為任官在二千石以上者。。漢代地方各級行政部門中的屬吏,例由地方長官辟除且由當地人充任。東漢時,特別是東漢后期,大姓子弟或衣冠子弟享有優先任用的權利,地方行政中的要職漸為他們壟斷而帶有世襲性質。與密謀誅殺的王允,其家“世仕州郡為冠蓋”(《后漢書·王允傳》);蜀、吳政權的創立者、孫堅門雖不高,但劉備的父祖“世仕州郡”(《志·蜀書·先主傳》),孫堅也是“世仕吳”(《三國志·吳書·孫堅傳》)。

  世代居官是世族形成的重要推動力。秦漢時期特殊官職,如史官、祝官、卜官等,是世代相襲之“疇官”。《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203~205頁。這些專業技能非一般人所掌握,官職常為子孫相襲實不足為奇。一般來說,開國功臣及外戚家族,較容易形成世官家族。西漢名門多稱“金張許史”。許、史為外戚,曾顯赫一時;金、張為外姓,卻顯赫數世。金氏發跡于金日,“世名忠孝,七世內侍”(《漢書·金日傳》);張氏興起于張湯,“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后漢書·張純傳》)。東漢時,世族局面較西漢更突出。開國功臣耿家族,自光武中興至東漢末,家族出大將軍2人,將軍9人,卿13人,尚公主3人,列侯119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更有甚者,東漢三公世襲情況也顯著增加:弘農楊氏自楊震后,四世皆為三公;汝南袁氏自袁安后,四世中居三公高位者多達五人。自古世族之盛,無如楊、袁兩家者。

  弘農楊氏及汝南袁氏的興盛,顯示出世族發展的又一動力。在兩漢重視儒學的背景下,士人的數量不斷激增;當孝廉成為兩漢(特別是東漢)官僚的主要來源時,作為利祿之途的經學也大受推崇。東漢后期的士族中,出現了一些累世專攻一經的家族,他們世代相繼,廣收門徒,弟子動輒數百人乃至數千人。通過經學入仕,也形成了一批累世公卿的家族,弘農楊氏、汝南袁氏正是經學世族:楊氏世代傳習歐陽《尚書》學,袁氏世代傳習孟氏《易》學。楊、袁之外,當推父子兄弟代作帝師的桓氏家族:桓榮自王莽時傳習歐陽《尚書》,徒眾甚多,光武時曾教授太子(后來的漢明帝),后封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死后,“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余門徒多至公卿”(《后漢書·桓榮傳》);桓榮子郁襲爵,傳父業,門徒常數百人,明帝時授皇太子經;桓郁子焉為安帝、順帝師,弟子傳其業者數百人,顯貴者當屬官至三公的黃瓊、楊賜;桓焉孫典,也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范曄為此在《后漢書》中說道:漢代傳習儒學以取爵位者,光武中興以來桓氏為最,“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經學、仕宦和家族勢力三者相依相存之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在世族政治大發展的過程中,又有門生故吏之現象出現。豪族大姓以雄厚的政治實力,漸操縱察舉、征辟等入仕途徑。州郡察舉或官府征辟時,不僅看重被舉者的品德、才能,也較看重擴張自己的勢力,東漢中后期以來后者更為明顯。明帝時,就有人指出郡國察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后漢書·樊宏傳》)。之所以如此,是年少者較之耆宿有更多的回報機會。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因之也成為問題,左雄建議40歲為察舉的年齡限制。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之所以不能貫徹,一是限年所定年齡偏高、不切實際,二是限年中留有“不拘年齒”的余地,三是順帝以降朝政日亂、選舉已無規矩可言。更根本的原因,恐抵擋不住東漢以來漸成氣候的閥閱權豪。許多士人為了求官,往往依附名門望族,充當“門生”。不少名門望族門下,常聚集大批生徒。東漢初,汝南太守歐陽歙教授數百人,博士、河內太守牟長“諸生講學者常有千余人,著錄前后萬人”(《后漢書·牟長傳》)。這樣,原指進入某師門修習學問、作為學生要登錄名冊的“門生”,逐漸演化成士人為求官而多依附名門望族之“門生”,受業與否并不重要而名義上的師生關系卻因此建立。由于門生對形成個人權勢有益,以至于外戚、宦官也都擁有門生:大將軍竇憲嘗使門生攜書請托于他人,黃門令王甫使門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余萬。

  郡縣長官可自行辟除屬吏,被辟除者一經任用,即與府主間即形成牢固從屬關系而稱為“故吏”。不管被辟除者以后地位如何上升,府主地位如何下降,這種故吏關系不會改變。被察舉、被辟除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門生、故吏為了利祿,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禮對待舉主、府主。舉主、府主去世,門生、故吏要服喪三年,要為其立碑頌德。比如,北海國相景某死,故吏服三年喪者80余人;又如,太尉劉寬碑碑陰刻“門生”350余人,殘存“故吏”尚有40余人。舉主與門生,府主與故吏,形成庇護與依附、主導與隨護之關系,遂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社會及政治勢力。

  豪強、士族勢力的物質基礎是田莊經濟。在豪強、士族勢力發展過程中,為宗族置產業是重要內容,土地又是所置產業中的關鍵部分。武帝以來,土地兼并問題之所以嚴重,與官僚、貴族階層兼并土地有關,很大程度上也與豪強、士族有關聯。這些權勢階層憑借其特殊地位,大肆兼并土地。光武帝母家南陽樊氏,祖上善農稼、好貨殖,至樊重時田土有300余頃,田莊中廣建樓閣,引陂水灌溉農田、養魚,種植竹木、桑麻,飼養牲畜,有求必給,閉門成市。田莊中農、林、牧、副、漁諸業并行,又有做工巧不可言之手工業,基本生活消費可不必依賴田莊以外的市場。

  崔《四民月令》中記載的田莊經濟,與上述樊氏田莊的基本情況相類似:田莊中種有許多種類的谷物、蔬果、竹木、藥材及其他經濟作物,飼養各種牲畜,還有養蠶、繅絲、紡織、染色、制藥、釀酒、作醬等手工業。可與文獻中記載的田莊經濟相印證的,是考古所見壁畫墓及畫像磚石資料。田莊中的生產勞動者,是豪強、士族的宗族、親戚、賓客,宗族成員又占主要地位,此外還有奴婢等賤民階層。宗族成員關系的親疏遠近,確實會影響他們在莊園中的地位,但也使賑贍救濟、講和好禮成為可能。據《四民月令》記載,田莊中還有警設守備、訓練戰射等武裝活動。特殊情況下也會有所謂的“家兵”。一般來說,“家兵”是以田莊中的奴婢、僮仆等賤民為主體、以家屬及賓客中的勇武者為指揮的武裝力量。在適當條件下,田莊中潛伏的武裝力量,會成為公開的割據武力,轉化為統一國家的對立物。東漢末的豪強割據局面驟然出現,其根源正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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